林全
幸福是每個人所追求的，也是社會所追求的。但幸福很抽象，很多人會把財富與幸福放在一起衡量，兩者之間是不是有一定的關係，維繫在一個假設上：「金錢是否能滿足你的慾望」。
我曾在鼎泰豐門口，看到日本觀光客吃完後，深深長嘆說：「好幸福呀！」因為他的口欲得到滿足。可惜，人的慾望是無窮的，而且常常得隴望蜀，所以愈有錢的人，慾望可能更大，結果可能更不幸福。
因此，幸不幸福的關鍵點，不只在於財富有多少，同時也要考量你的慾望有多高。
如果慾望較財富為低，比較容易得到幸福；但如果每個人都清心寡慾，並不一定就都能幸福，因為慾望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From：遠見雜誌電子報
我從經濟學瞭解到：「人生沒有美滿過」，因為我們總是有慾望。但經濟學同時也告訴我們，要不斷改善生活，讓明天比今天過得更進步、更好。
政府的目的就是要為社會創造幸福，讓每個人的慾望可以得到更多的滿足。但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不一定完全相等。
假設有一個人，財富大量增加，他滿足了大量慾望，但其他財富沒增加的人，一定覺得酸酸的。因此滿足某些個人的幸福，並不會讓社會整體幸福感增加，這是政府所面臨到的困境。
在這個困境下，政府能做什麼呢？經濟學上說的是柏瑞圖改善（Pareto improvement），若是有人利益改善了，其他人的利益沒有受到傷害的話，這就代表了社會利益的增進。所以政府要設法去建立一個更好的制度，鼓勵大家追求個人的幸福，但前提是其他人的幸福沒有受到傷害。
我們可以想想看，若每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考慮其他人的幸福，那社會會有什麼下場？
我小時候過年常玩「大富翁」的遊戲。大富翁遊戲規則非常簡單，你擲骰子，決定「機會」或「命運」，玩家可以儘量去買地、蓋房子、收租金。當每個人都有些錢，勢均力敵時，遊戲可以玩很久。但也可能出現一個玩家，把全部的地都買完了，如此一來，這個遊戲就玩不下去了。
在現實社會裡，我們鼓勵每個人追求自己的幸福與財富。但是若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只顧追求自己的財富，貧富差距愈來愈大，遊戲就會結束；革命開始，政權推翻，一切重新再來，之前追求到的財富將會是一場空。
沒有「均」不會有「富」。政府所要創造的，就是一個可以讓大家儘量去追求財富，又可以達到某程度平均的社會。但政府要創造的這個遊戲規則，遠比大富翁遊戲來得複雜。其中「民主」「人權」「公平」是這個遊戲規則裡不可或缺的元素。
民主讓權利可以分給社會大眾，人權是對人的基本尊重，讓人民可維持某程度的基本權利。公平則是很抽象的概念，有位長輩說過，通常是佔了便宜的人會說公平，吃虧的人都認為不公平。每個人心裡對「公平」都有一把尺，但有些標準是可以被討論的。
另一個社會建制的基本面，是基本的生活權利，也就是要滿足每個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例如健保、老人年金、國民年金等福利制度，這也是社會追求「均衡」的象徵。
以重分配追求基本均富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權利，不表示基本生活以上的部分可以達到「均」。過著基本生活以上的人，可能因為能力、機運，還是與其他人有很大的差距，這同樣會造成大富翁遊戲結束的問題。所以，如何讓這群基本生活以上的人，也能「求均」就變得很重要，這就牽涉到「重分配」的問題。
「重分配」是讓社會裡擁有比較多財富資源的人，可以拿一些出來，轉給其他資源較少的人。政府若能建立起這樣的機制，社會就會更平均。重分配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自願性的重分配」。例如古代幾百戶人家的村落，員外可能只有一個，員外如果不樂善好施，就不會有其他人來進行「均」的工作，以防止太大的差距帶來動亂。但現代社會，員外變多了，每個員外都期待別的員外樂善好施，所以讓「自願性重分配」變得愈來愈困難。
另外一種是「強制性重分配」，也就是「課稅」，從人民的口袋裡拿到錢，再分配到社會去，或提供服務，讓社會變得更好。課稅是一種懲罰，但為了達到平均財富的目的，卻是必要之惡。租稅要能達到均富目的，還要看它是否能落實「累進稅制」的精神。
累進稅制就是你有多少財富，課多少稅，財富愈高，課稅愈多。
換句話說，所得愈高的人，往往就被懲罰得愈重。一個人受到懲罰之後，就會卻步。所以我如果離開財政部，最想要做的是趕快退休，不要再賺錢，以免被懲罰。這樣一來，社會進步的動力就受到阻礙。
所以我們要在「經濟發展」與「租稅公平」的矛盾間，求取平衡的方式。對台灣來說，經濟發展非常重要，因此政府難免會採行一些租稅減免，但反過來，這又造成租稅公平的問題。
這樣的問題，到今天更為嚴重。國際間的經濟活動愈來愈密切，國家的邊界愈來愈消弭，任何一國的租稅、經濟或其他制度不利於經濟發展時，資源很快就會跑到別的地方去，因此所得稅稅率過高是不可行的。
所得稅稅率不高，租稅減免，稅基又遭受侵蝕，當然稅收就變得很少，形成財政惡化與租稅不公的問題。
面對財政惡化，我們首先要檢討租稅問題：第一，不該減免的部分，應該要恢復。第二，對租稅減免造成的不公平，我們提出以「最低稅負制」來改善。
比起香港16％，新加坡20％的所得稅率，台灣最高綜合所得稅稅率達到40％。有人說，台灣如果不給租稅減免，如何跟別國競爭。但我們給了減免之後，有些人可能減到所得稅是零，這樣也減免過頭了，「最低稅負制」就是請這些人多少繳一點。
假設我們把最低稅負制的稅率訂在5％或10％，只要沒有高過香港或新加坡，那台灣還是有競爭力的。這樣的方式雖然不能得到所得稅的全面公平，但多少也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公平。
我當教授剛買房子時，樓下住著賣豬肉的零售商，每天半夜三、四點就開始剁豬肉，吵得鄰居睡不著覺。這個肉販沒有開發票，也沒有繳稅，賺得比我還多，年紀輕輕存了不少錢。每次報稅時，我在樓上熬夜填報稅單，想到我得繳兩、三個月的薪水，他卻一毛也不用繳稅，心裡真是不服氣。
有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家門口停了一部新買的轎車，這輛進口車起碼新台幣200萬元，裡頭包括的關稅、貨物稅與營業稅等，起碼也有100萬元，想到他至少也繳了100萬元的稅，我心裡就平衡一些。這就是「普遍課稅」的原則，每個人多少要繳一點稅。
現實社會裡，稅制公平是有不圓滿的地方，所以某種程度的改善是有意義的，我們思考建立「最低稅負制」，這段時間，我跟很多企業界談過，他們也認為這項制度可洗刷他們「都不繳稅」的污名。企業是「逐利」的，假如政府訂了減稅方案，讓企業減到無稅可繳，企業是無罪的，而是制度要調整。
我覺得現在是做改變的很好時機，最低稅負制對於我們全民追求財富並沒有傷害，而且對追求社會的均富，是有所幫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