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者：陳泳翰╱商業周刊 第1213期
在全球化分工下，遙遠的中國竟左右了埃及人的命運！超低成本，讓北非、中東國家就業機會流失，糧價又攀高，終於成為壓垮專制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十八天的抗爭過後，執政三十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迫演出「出埃及記」，正式下台。關於這場革命的緣起，有人說是民心思變，有人說是社交媒體推波助瀾，但中東問題專家——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卻說，埃及和近期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危機其實禍起中國，道理何在？
失業問題嚴重！其中九成低於三十歲
集結在開羅解放廣場上的示威群眾，許多是飽受失業問題所苦的年輕人。據統計，埃及九○％的失業者，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即使領有大學文憑者亦然。 造成失業問題的一個主因，是來自中國以及新興亞洲國家大幅提升的競爭力，讓改革動作不夠快的中東國家，承受巨大壓力。
佛里曼舉例，如今埃及人過傳統的齋月節時，手提的燈籠，許多是中國製造，「這些燈籠裡頭裝了微型晶片，可以演奏埃及民謠，價格也很便宜。埃及的工資已經很低了，中國製品卻能把成本壓得更低更具吸引力，你就不難明白埃及的競爭力已經出了問題。」
從前，像是燈籠製作之類的傳統手工業，胃納了許多埃及本地的就業機會，但在全球化時代，面對中國製造品的無情競爭，這些傳統作坊只得逐步退讓。
今天的中國，僅次於美國，已是埃及第二大進口來源地。 統治方式過時！
一六％人口仰賴補貼過活
佛里曼也觀察到，以往支持北非、中東地區保持長期穩定的因素——如石油、以阿對抗、專制統治等已產生變化。年輕人口激增、中國等亞洲新興國家崛起，讓過往的統治方式顯得過時。更麻煩的是，全球對肉食、小麥、糖等商品需求大增，推升糧油價格，腐蝕了當地政權的立命基礎。
打從一九五二年的革命開始，埃及在中東地區建立了一套政治模型：由軍事強人領導的專制政體。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指出，這套模型「鼓舞了從阿爾及利亞到伊拉克、葉門等鄰近政權的效尤。」
早穆巴拉克一步下台的突尼西亞前總統班．阿里（Ben Ali），在位二十三年，正是這類軍事強人的代表。
這些統治者都深諳一個道理，維繫政權穩定，首要餵飽每個民眾的肚子。因此對糧油等生活必需品，長期進行價格補貼。
以埃及為例，每個由政府補貼的麵包，只賣一美分，沒有補貼者，每個賣五美分。對高達四○％仍生活在每日兩美元貧窮線以下的埃及民眾來說，寧可排上數小時的隊，也要買政府補貼的便宜麵包。此次革命前夕，一位最後無法拿到政府補貼的開羅麵包店店主，就在國會前自焚表達抗議。
埃及政府一九七七年曾試圖取消麵包價格補貼，結果引發暴動，造成七十多人喪生，從此更不敢輕言放棄價格補貼。如今仍有一千四百萬埃及人，必須倚賴補貼的麵包過活，約占埃及總人口的一六％。
價格補貼在過去或許行得通，但全球化的今天，糧食等原物料波動加劇，已造成埃及財政嚴重的負擔。國際貨幣基金（IMF）去年年中估算，埃及在二○○九、二○一○財政年度，光花在糧食和能源上的補貼，已占GDP（國內生產毛額）六‧二％。
這數字無疑只會更惡化，去年俄羅斯、澳洲、巴基斯坦等主要小麥產地相繼受嚴重天災衝擊，光是俄羅斯對小麥出口設下的禁令，就讓身為全球最大小麥進口國的埃及，最多要花七億美元的預算支出，以吸收調漲的成本。
更壞的消息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糧食需求也在急遽加溫。中國北方數月以來旱情頻仍，再不下雨的話，冬小麥的收成將大受影響。一旦中國小麥無法自給自足，勢必要到國際市場尋求解套。
比起埃及等阿拉伯國家，這些國家有更為健全的經濟做後盾，在國際市場上議價能力更強，這都將使得埃及等國的糧食補貼政策，越來越難以為繼，為阿拉伯世界的未來再埋下一顆未爆彈。
《亞洲時報》（Asia Times）專欄作家高德曼（David Goldman）評論道：「阿拉伯世界面對的威脅，既非美國也非以色列，而是來自中國。」他建議埃及人「祈禱中國趕快下雨吧！」
如今，先進國家之所以尚能自外於糧價上漲的衝擊，網路雜誌《Slate》專文分析，是因為這些國家消費者最終買到手的食品，價格中除了原料外，還包含了包裝、廣告、加工等費用，這些都可以吸收掉一部分原料價格增加的成本。然而埃及民眾食用的廉價麵包，缺乏這幾層緩衝，原料價格上揚帶給民生的衝擊就更直接。
教育品質低劣！迄今有三成民眾不識字
回過頭看，發生在埃及等地的問題，是一個雞生蛋、蛋又生雞的惡性循環：政府花越多錢補貼糧價，也就等於排擠掉更多足以提升國家長遠競爭力的預算──譬如教育。
無法得到妥善知識技能的國家，若非天然資源富國，在全球化世界裡，又只會日益沉淪，坐看工作機會被中國、印度搶走，最終政府反倒要花更高的成本，以養活國內增加的失業人口。
埃及迄今，仍有近三成的民眾不識字。許多鄰近出問題的阿拉伯國家也好不到哪裡去。
埃及知名的異議分子、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抨擊，包括埃及在內，阿拉伯國家在教育上是失敗的，因為專制政府希望人民「別去思考，也別行動，」即使讓民眾上學，傳授的也是「品質低劣的教育。」國際貨幣基金中東部主任艾哈邁德（Masood Ahmed）也對媒體悲觀的表示，當地「許多人只是徒有學歷，卻缺乏適應（當代社會）的工作技能。」 除非全球化的浪潮就此停歇，否則，輕忽教育和基礎建設，只希望靠補貼後的低廉糧、油價格粉飾太平，挖東牆補西牆，最終苦果仍然是自作自受。
埃及民眾每月要將收入的四○％花在食物上，相較之下，巴西和中國只有一七％和二○％。誰更有能力投資下一代，不言可喻。
不幸的是，即便革命的浪潮已在北非、中東地區延燒開來，當地統治者的思維仍無法更新，企圖繼續用補貼收買民心：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宣布為每位軍人和公務員每月加薪三十美元，還要加碼送出新的食品和汽油津貼；阿爾及利亞也於一月宣布，將連續補貼糖價和油價八個月；最大方的該屬科威特政府，決定所有公民一人發放三千五百美元和一年份的免費食物。
衡諸埃及經驗，再多的補貼措施都只能短期治標，卻不是長期治本之道。科威特有豐富的石油礦藏，還有老本可以慢慢啃，盡可以大剌剌撒錢。但像約旦這樣雖然身處中東，卻缺水缺油的國家來說，打腫臉充胖子可不是好事。約旦當下為食物和能源所付出的補貼，已高達財政預算的一○％，在原物料價格持續推升的未來，遲早會捅出大樓子。
要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裡生存下去，埃及遭遇的問題，不只北非、中東要面對，台灣或許也得面對類似的問題。遠在天邊的埃及動亂，不管是不是「中國製造」，對台灣來說，都有不少值得借鏡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