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八月，蘇聯在西伯利亞第一次成功試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對核子武器的壟斷地位。蘇聯的原子彈激發了核武競賽，而這種競賽的某些後果是容易預見的。每個國家都希望盡可能武裝，以能便發動核子武器來快速擊敗對手。許多人意識到，這會導致令人難以接受的兩難困境。世界歷史上首次出現了這種可能，只要一次閃電式的核武攻擊就可以使敵國從地球上消失。
一九五○年代，美國和西歐有許多人主張對蘇聯發動一次直接、毋須任何理由的核武攻擊。它有一個委婉的名稱，叫做「預防性戰爭」。懷抱這種想法的人認為，美國應該抓住時機，透過核武脅迫或突然襲擊，以建立一個世界政府。
你也許認為只有極端分子才會支持這種計畫。事實上，當時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也廣為支持預防性戰爭，包括當代兩個最出色的數學家──伯特蘭‧羅素和約翰‧馮紐曼。
通常數學家不會由於其政治主張或對世界的看法而聞名於世；況且，從很多方面來看，羅素和馮紐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然而對於世界上不應該有兩個核武強權共存的這一觀點，他們的見解恰恰相同。馮紐曼和羅素相同，兩人都是當時最受尊敬的思想家，在他們事業的關鍵階段，都關心數學的公理化。在他們生命的後半段，兩人又部分地放棄的數學，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戰爭與和平的事務上。
羅素是預防性戰爭的主要推動者，他強調，蘇聯具有核武，它將會威脅世界和平，除非它同意美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馮紐曼的態度更加強硬，贊成出其不意用核武做第一擊。馮紐曼對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十分著迷，這場戰爭常被視為預防性戰爭。馮紐曼在他鼓吹預防性戰爭時候引用過書中一段話：「你我都很清楚，務實的人都知道，正義是取決於競爭力量的強弱，因此事實上強者可以憑實力遂其所願，而弱者只能接受必須接受的現實。」
他們都相信預防性戰爭是邏輯的必然，是解決核武擴散的唯一合理方案。一九四八年羅素在某篇文章中寫到：「我提出的理由就像數學證明一樣，是如此明白無誤。」
日本投降之後，羅素同馮紐曼一樣相信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廣島轟炸之後沒幾天，羅素在報上發表一篇文章說：「蘇聯肯定會學會如何製造原子彈。我認為史達林已經繼承了希特勒統治世界的野心。只有一件事可以挽救世界，那就是美國在今後兩年對蘇聯宣戰，利用原子彈建立世界政府。」他在一九四七年寫信給愛因斯坦：「我想和平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於威懾俄國，總而言之，我認為與蘇聯達成任何和解的企圖是徒勞無功的。」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羅素在英國皇家學會的午餐上發表演說，這次他說得更直截了當：「但是除非西歐能夠防阻入侵，否則世界的文明將失去幾個世紀。即使要付出代價，我認為戰爭還是值得的。共產主義必須弭平，世界政府必須建立起來。」
輿論猛烈批評羅素這些觀點：「羅素在漫長生命中累積的智慧提煉出來的話，竟然是死亡和絕望的訊息。他告訴我們的其實就是要我們放棄對人類理性的所有信念，把自己陷入毫無止境的大規模殺戮。羅素爵士，著名的哲學家，提出的是最老式和最血淋淋的謬論──用戰爭結束戰爭。」
一九五○年底，劍橋大學勞工俱樂部通過決議譴責該部主席羅素，羅素發表了一個簡短的回應：「我從未鼓吹過預防性戰爭，如果俱樂部成員稍微花一點時間調查一下，就會弄清這個問題。」為什麼羅素這位預防性戰爭的主要倡導者要否認呢？顯然是因為局勢發生了變化。蘇聯的核武庫存擴大了；美國人有了氫彈，蘇聯人也有了氫彈，做惡夢的不一定是突襲的受害者了；遭受突襲的敵國也許沒有什麼大礙，反而可能獲勝，現在雙方都有了第二次打擊的能力。羅素感到不安，因為自己曾支持過戰爭，現在卻積極投身反戰和裁軍運動。一九五八年他成為「核武裁減運動組織」的首任主席，一九六一年他因為發動要求裁減核武的靜坐示威而入獄。
一九五九年在一次BBC節目訪談中，羅素終於承認他先前支持預防性戰爭的立場，他說：「這完全是真的，而且對此我並不後悔。但那和我現在想的並非不一致。我並非鼓吹預防性戰爭，而是想給蘇聯施加極大的壓力。除非你準備好攤牌，否則無法威脅對方。」
今天，隨著東西兩方緊張關係的解凍，預防性戰爭看來就像冷戰思惟的一種奇特變形。然而我們此刻仍然面臨許多這一類的問題：當某個國家的安全與整個人類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它應該怎麼辦呢？即使連羅素及馮紐曼那樣聰明的腦袋，也曾支持以戰止戰。北韓日前又揚言若受抵制，不惜一戰，那麼在南韓國家尊嚴與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兩個選項之間，究竟應憑著什麼價值來選擇，也的確是一種兩難困境。
From：左岸文化歷史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