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雅潔、陳良榕、鄭功賢
六十年企業，一頁兩岸變遷史
今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六十年；十月十日，國民黨政府遷台以來的國慶也舉行了六十年。
台灣從六十年前依賴美援開始，經歷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從靠紡織創匯到高技科業全球競爭、從「三不」到「三通」，經濟成長的腳步早已跨出台灣，也牽動人民的生活和企業的發展走上更多元的境界。
這些六十年前帶著資金、機器、技術跨海來台的企業人，在這些年兩岸經貿互動密切下，也紛紛返鄉投資，見證了六十年來兩岸的變化。
檢視這些成立一甲子企業的歷史軌跡，既反映了台灣政經的變遷，也訴說了當代人在大時代下的身不由己。這些老企業的過往與未來，都在指引台灣下一甲子的發展方向，特別值得細細探討。
一九四九年四月，戰火進逼的上海人心惶惶。當時著名的紡織貿易商張敏鈺，仍照常每日在棉紗交易市場大樓（今日的延安路自然史博物館）出現，與熟人聊天說笑。其實，他當時已打定主意逃到台灣，每天到這裡露臉，是為了掩人耳目。
在此三個月前，張敏鈺遷往台灣的先遣部隊｜紡織廠主要設備、押貨的兩個親戚，都因搭上著名的「台灣鐵達尼號」太平輪，與近千名罹難者一同沉入浙江外海，讓他一度萬念俱灰。但四月二十日，天還未明，張敏鈺又悄悄離家上路，當天黃昏飛機才降落台北。不久後，他的八個技術師傅也由香港輾轉來台灣。
同時間，棉紗交易市場對面的古登大樓裡，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正急著賣掉棉廠、油廠、證券公司等上海事業，並將最核心的遠東織造廠的設備、物資遷台。他直到五月十三日才坐上往香港的飛機，而留在上海善後的弟弟徐渭源則身陷鐵幕，幸好在幾年後從浙江輾轉坐漁船逃出。
當時三十六歲，小張敏鈺一歲、小徐有庠兩歲的吳舜文，仍在上海為夫家看守泰利機器製造廠。事實上一年前她與丈夫嚴慶齡就已做了到台灣建紡織廠的決定，除了機器早已運往台灣，嚴慶齡也帶著貴重的的紡錠設計圖先一步抵達香港，她直到共黨「解放」上海的前三天，五月二十四日，才飛到香港與丈夫會合。
資金、設備領先 來台便成龍頭企業
在當年戰亂中倉皇離開上海的還有中興紡織鮑朝橒、上海銀行榮氏家族及太電創辦人孫法民，另外六和棉紡宗仁卿兄弟、國豐實業陶子厚等山東籍商人也隨國民政府來台。如今一甲子的歲月逝去，回首當年這群商人帶著由家鄉攜出的黃金、機器、技術，輾轉來到戰後物資奇缺的台灣，這一段看似顛沛流離的過往，反而提供了這些遷台企業更佳的發展環境，也為日後擴張成版圖橫跨海峽兩岸的大型企業集團奠下基礎。
在國府遷來前的台灣，才剛自日本殖民母國脫離，島內沒有大型資本家，只有中小型地主及工商階級。新海瓦斯名譽董事長郭金塔回憶當時的台灣經濟：「根本沒有工業，生意人多半也沒受教育。」因此主要來自上海的這些企業，幾乎都是一落腳就註定成為產業龍頭｜產能最大、資金最多，還有知識背景。
以當時最重要的紡織業來看，根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國興的研究，一九四八年時全台紗錠僅約一萬五千餘錠，但當年後期榮家運入一萬五千錠成立申一紡織、四九年嚴慶齡又加入一萬錠籌備台元紡織，規模與早一步遷台的幾家國營紡織廠相差不大。遠東集團創辦人徐有庠更以隨同遷台的棉紗、棉布、汗衫等稀有物資轉換為資本，成立遠東織造廠，在十年之後便躍居為全台最大的紡織廠。
外省企業有先天優勢 本省企業靠政商結盟
從五三年就參與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的前經建會副主委葉萬安表示，當年政府開始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計畫，成立了經濟安定委員會，由尹仲容擔任召集人，並找李國鼎出任工業委員會的專任委員，利用美國經援，創建台灣民生必需的食、衣、住、行以及進口替代工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第一次重大轉折。
美援對於台灣經濟穩定、民營企業成長尤其具有關鍵意義。包括台塑、裕隆、亞泥、唐榮、大同等企業，當時都曾得到美援在人力技術與資金方面的協助。然而事實上依據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由於美援貸款對象必須由受貸者提供相等資金共同投入該計畫，加上企業向美方提出的申請美援計畫仍須經過我方政府審核，較有利於公營事業，除此之外，只有極少數與政府高層關係良好的大型民營企業能合乎要求。
除了美援，早期的特許事業開放或是市場保護政策，都讓當年遷台、與國府關係較近的遠東、裕隆等集團，多次在市場競爭中贏在起跑點上，也間接促成本土企業以政商結盟的方式爭取資源。
謝國興認為，遷台企業在這方面的優勢，是屬於「結構性的必然」。與遷台企業相較，本土企業除了缺乏既有人脈，與政府官員也多有語言隔閡，對於與官方文書往來更不熟悉。像台南幫當時每位老闆都聘請一位外省籍祕書，「不然不會說國語、也不懂公文，就不能和政府打交道」，謝國興說。
不過六○年代開始，遷台企業開始與本土企業相互投資合作，最顯著的例子是王永慶與溫州幫的趙廷箴合創台塑，以及裕隆嚴家和台中出身的國產張家合作成為日產汽車在台產銷的夥伴。（文末完，全文請見財訊月刊33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