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瑩秋
民國一百年也是ＥＣＦＡ元年，「錢」景看好，政府定調是台灣的消費年、加薪年，但ＥＣＦＡ能保證讓全台企業主都賺錢？也能讓辛苦多年的受雇者都因此加薪？「十八趴」復辟、軍教免稅繼續實施，而若公務員又加薪，效能又沒變好，財政缺口擴大下，承擔的還是一般受薪階級，民怨肯定會更高。其實只要能縮小貧富差距、消除相對被剝奪感、做對產業政策、減少財政赤字，政府也算是幫全民加了薪。
王大明（化名），六十九年次，政治大學經濟系、經濟所畢業，很多同學在金融界工作。他大學畢業那一年，同學到銀行當櫃員，月薪近四萬元；兩年後，他研究所畢業，銀行櫃員起薪不增反減為二萬六，而且人力縮減，工作量增加，一忙起來，連上廁所、吃飯時間都沒有。
他只能嘆自己「生不逢時」，先趕上大學家數、研究生人數「爆天量」的開放年代，再遇上科技泡沬、ＳＡＲＳ後的經濟不景氣，之後又有金融機構整併風潮，「金」飯碗愈來愈難端，「大學生滿街跑，很多都找不到工作，研究所畢業生又向下去搶大學畢業生的工作，」王大明說，比起兩年前直接進職場的同學，念研究所的不僅書白念了，而且起薪差人一大截。
低薪問題有多嚴重？ 年輕人面臨低起薪、薪資凍漲
王大明的父母親都在傳統產業討生活，對台灣經濟奇蹟做出實質貢獻。一九七○年代，王媽媽從苗栗鄉下北上工作，進入板橋遠東紡織當作業員，每個月薪水兩萬多元，景氣好時，多加一點班就有三萬元，「那個年代，只要我們肯做，不愁沒有錢可以賺，」王媽媽說。
結婚後，兩個孩子接續報到，王媽媽只好辭掉工作，邊在家照顧孩子，邊買一台縫紉機「論件計酬」做外銷成衣廠的下線，一個月有兩萬多元收入。
王媽媽一路在紡織業從少女時代做到老，薪水始終落在兩、三萬元之間。近十年來，她待的成衣代工廠老闆接案愈來愈不穩定，紡織業自動化減少人工、工廠外移，工作機會、利潤都變少，現在她們都做內銷市場，成品多半進了五分埔，去和韓國貨低價競爭，殺價殺到血淋淋。
而她的老東家遠紡，這幾年陸續把工廠往宜蘭、新竹等鄉下搬，留在板橋的，幾乎不做本業，只做土地開發，「轉型」加入營建業行列，一起拉抬新板特區的房地產價格。
王爸爸也在一家上市櫃貨運公司待了二十多年，台灣景氣好不好，貨運業最知道。近十年來，產業出走嚴重，台灣接單、中國生產出貨，貨運量下滑。公司引進外商績效管理制度，王爸爸年資不斷累積，但「只升官，不加薪」，近六、七年來薪水停格在五萬多，同一職級以前薪水比現在高，真是愈活愈回去了。這也印證了主計處的統計：近十年來運輸及倉儲業平均薪資成長不到五％，扣除物價因素，不增反減。
留在台灣沒有希望？ 產業外移，想加薪只能「出走」
雖然薪資成長減緩已成全球趨勢，但台灣的情況比歐美國家更嚴重。近十年來台灣產業外移、薪水不漲，有能力的人只好選擇出走，為自己加薪。
五十九年次的李先生，是台大數學系資優生，任職於國內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因公司拓展中國市場的需要，他在○四年被派到上海。上海公司有三分之一是外國人，三分之一是香港人，所有公文和收發信件全部用英文，讓他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但他擁有五張專業證照，也因表現優異，幾乎每半年調薪一次，一年加薪多達兩、三成，六年下來，他的薪水以「複利」計算成長三倍多，對比其他留在台灣的同事薪水只有微幅成長，他付出離鄉背井的代價，換來快速與國際接軌、為自己巨幅加薪的職場競爭力。
李先生觀察，有不少和他一樣登陸的同事，因為擔任台商企業客戶的主查會計師，後來乾脆就跳糟到這些電子、食品台商企業，出任中國會計主管、大中華區主管，會計同業也看好他們的中國經驗高薪挖角，「錢」景大好；但留在台灣的同事，則少了向上向外跳槽的機會。此外，他在中國的台資銀行客戶，聘用當地有三年經驗的銀行員，年薪是人民幣四十萬元，約當台幣兩百萬元；而同樣條件的金融業人員在台灣年薪卻不到百萬元。
李先生最近剛參加了大學同學會，班上同學四十多人，有三分之一走學術理論路線，教數學、資訊、經濟，其中一半分散在世界各國；其他三分之二走精算路線，進入證券、保險、銀行業，或成為補教界名師、高中數學老師。以他們這一班過去十年為例，已是極少數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一群人，但能出國發展、為自己加薪的也只有「個位數」，遑論其他千千萬萬像植物一樣根著土地、離不開台灣的人，老闆不加薪，大家也沒有其他更好選擇，只能接受。
公務員加薪能帶動經濟？ 負債全民埋單，上班族負擔最重
政府滿懷信心宣示民國一百年是消費年、加薪年，對無法離開台灣出去工作、十年薪水不漲的人來說，有如久旱逢甘霖。但把加薪當政令口號也是怪，因為政府除了帶頭給公務員加薪，把最低基本工資上調六百元之外，沒法強迫企業老闆跟進。而且光靠公務員加薪的消費動能，可以創造出多大經濟效益，連經濟學家們都算不清楚。
此外，若政府舉債為公務員加薪，民間企業加薪卻不如預期，政府新增負債又由全民承擔，尤以一般受薪階級負擔最重，軍教免稅還未取消、一八％優惠存款又死灰復燃，那公務員消費帶動經濟的正面效益還來不及發酵，恐將再讓民間的感受更差。參與民進黨「十年政綱」研究規畫的副祕書長劉建忻指出，「政府不該把政策責任轉嫁給民間企業主，而且光用道德勸說就能實現加薪？政府一開始把人民的期待值拉太高，期待落空後，人民的反彈情緒和相對被剝奪感會更重！」
（更多精采內容請見363期《財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