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樂融
我當過輔導金評審，知道很多案子慘不忍睹，也知道光看劇本或企畫案無法準確猜中哪部片會真的好看，更知道官方目前的態度是只發錢，但不插手民間拍片，最後也不期望電影公司還錢或回饋納稅人的錢，所以所謂「評審」，在一決定給多少錢後，對製作單位再沒有任何「監督」或「輔導」權。
但這就是目前的遊戲規則。評審只能盡力選出（猜出？）哪些蘋果是一堆蘋果中比較有機會長大，然後未來有機會接近可口的。
那天我倒是跟電影處長提出「兩極化」的建議：
「極大化」–必須成立相關行政法人如「電影發展局」或「電影振興發展委員會」（也可以把現有電影處提升位階、擴大編制，但這較不可行），在新單位中廣納民間專業人士，依預算獨立行事。一旦決定輔導哪些片後，這個發展局負起管理追蹤考核影片的創作、製作到行銷相關事宜，把它當企業化運作，就像產官學合作的其他「育成」模式，最後要向全民交出績效報告。
「極小化」–不要一部片給幾百萬（新人組）或一千多萬（一般組），這樣的金額雖只等於該片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已經成為所有投資方綁架台灣官方的肉票，因為輔導金不是無息貸款，是比無息貸款更好的聖誕老公公禮物，99％的投資方都等著輔導金中選後，才決定跟進下注。
對於一個純商業運作的文娛產品，竟然押注在政府的輔導金放榜，才決定一部片做與不做，放眼世界真的滿離譜。這好像是當初共產或社會主義國家扶植文娛、體育團隊才有的作法，但我們又不像那些集權國家做得那麼到位，半吊子的送錢，送了還挨民間罵。
如果輔導金變成一個「企畫獎金」，核可的企畫案只給1-2萬美金（或30-60萬台幣），比較像讓你可以請編劇發想劇本和撰寫企畫案的開發成本、聯繫成本，政府補助這部份，當成對你這個題材與組合的肯定與背書而已（類似創投界的seed fund）。實際能不能拍，你再去遊說投資方，自己去找錢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麼至少政府就可以不用再浪費那麼多錢，或者即便預算規模跟現在差不多的情況下，立刻變成有機會大幅增加補助的影片數，而不是只給幾家「救命仙丹」。
說不定，徹頭徹尾改變後，大破大立，電影人和想投資電影的人，忽然夢醒：覺得這才是正路，這才合理，這才符合投資法則和社會正義。說不定，反而人人去想出真能活下去的拍法與賣法，大家使出渾身解數追求真正的「藝術」，或者「大眾娛樂」，不會像現在這樣，好多電影界人士以為自己的故事都棒得不得了，賣不好都怪台灣人沒眼光、政府沒同情心、好萊塢太厲害。
自溺又天真，有問題都怪別人。這在任何行業恐怕都行不通喔。
重點還是：政府和社會把電影界當成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就真的長不大了。
想到我多年前曾對劇場界的朋友做教育訓練，上課時劈頭就跟他們說：別把你們做的事想成太偉大，政府非得拿錢補助你們，每年都在爭誰有補助誰沒有，為什麼他多少錢我們家才多少錢？
我問：多少人都在為這社會付出，都在為文化點點滴滴紮根，甚至努力創作與傳播，他們拿了政府什麼錢？很多藝文團體拿政府錢拿慣了，就真以為自己在做什麼不可或缺的事情，然後一生存困難就嚷窮，就覺得政府「不重視藝文」，那其他辛苦打拼的企業或個人怎麼辦？大家都活該嗎？
我強調重點在：表演藝術界做出真正值得別人來看的作品，而不要停留在「齊頭式保護主義」的妄想中。
記得那次真的嚇到一些小朋友，但最後那一批聽課的人，無巧不巧幾年後都出走藝文界，好好面對外面商業社會的洗禮，現在在工作崗位上也都更有成本觀念，儘管他們也都還是藝文活動的支持者。
人，總是要面對現實、負起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