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央行賺錢神話 每年暴賺2000億

今周刊.撰文:楊紹華

連續4年,央行的繳庫預算高達1800億元,過去10年,央行總計獲利2.1兆元,繳給國庫1.6兆元,10年下來,央行已成為政府不可或缺的繳庫大戶。但,央行的獲利,來自於低估的利率與匯率,當央行的賺錢速度誇張而畸形,宛如一道看似無形的魔咒,全體國民的荷包、內需產業的生存空間,其實正在內傷……。

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你同不同意?」二○一一年十一月二日上午,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正在開會審理二○一二年度的中央銀行預算案,詢答時間,立法委員賴士葆對央行總裁彭淮南提出質詢。

「一千八百億二二一三萬元」,在中央銀行的預算報告書上,寫著這樣一個數字。連續第四年,央行決定以一千八百億元作為來年上繳國庫的目標金額。對比中央政府一二年度歲入預算一.七三兆元,央行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目標,的確超過政府歲入的一○%。

彭淮南答:「我非常同意。去年度(央行繳庫金額占政府歲入)是一二%,美國只有二%,日本和韓國只有○.一四%和○.一五%。」

央行有多會賺錢?
每小時進帳二千八百萬 獲利全台居冠

這是一段沒有受到太多關注的詢答內容,立委提問、總裁認同,沒有激辯的火花,也沒有具體結論。

然而,短短數句質詢,其實宛如一條索引,如果向上深究,你會看到一些突兀的怪象與矛盾,而當你串聯起這些怪象,拆解其中原由,會赫然驚覺,許多長期存在於台灣的經濟與民生問題,原來都能在這段質詢當中找到癥結所在。

原來,當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以賺錢為首要任務時,從人民切身的財富、金融業與整體內需產業的發展、國家的財務風險與政策空間,都將逐漸受到負面衝擊。中央銀行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繳庫預算,宛如一道魔咒,看似無形,卻正以綿密不絕的後勁,鋪天蓋地扭曲著台灣的民生經濟。

就在賴士葆提出質詢的短短十分鐘左右時間,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的中央銀行,大約又賺進了四六○萬元……。

從○六至一○年,中央銀行每一年的盈餘都在二千二百億元以上,五年總計獲利達到一.二二兆元。以一年三六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來計算,央行賺錢的平均「時速」,高達二千八百萬元。

於是,中央銀行成了全台灣最會賺錢的公營事業

以一○年資料來看,所有公營事業的繳庫總額為二二四六億元,而央行一家即占八成以上。排名第二的是土地銀行,其七十五億元的繳庫金額,是央行一千八百億元的二十四分之一。中央銀行賺錢、繳庫的能力,在所有國營事業當中,顯得誇張而畸形。

不只是公營事業,央行恐怕也是台灣所有公民營企業的獲利之王。

一○年,央行盈餘達到二二五一億元,當年度的台灣百大企業獲利冠軍是台積電,全年稅後盈餘也不過是一六一六億元;如果用「股東權益報酬率」的概念來看,計算稅後純益與淨值之間的比率關係,那麼,過去五年央行的平均每年股東權益報酬率為二一%,與台積電的二三%水準相比,彭總裁創造利潤的能力,絕對不比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遜色。

央行應以盈利為目的?/公營事業獲利 等同於對人民課稅

除此之外,台灣的中央銀行,應該是全世界最受財政部依賴的中央銀行。

過去九年,無論國內或國外的景氣榮枯、經濟循環,央行繳庫金額占國家歲入有五年超過八%,而每年至少都在七%以上,對於國庫的貢獻度,遠遠高於美國聯準會或是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中央銀行。彭淮南在立院答詢時,僅僅談到去年度的國際比較數字,似乎還嫌保守客氣了些。

一連串的數字說明,在彭淮南總裁的率領之下,中央銀行簡直比全台灣的所有營利事業更懂得「營利之道」。

「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談到央行新年度的繳庫預算時,台大經濟系前教授林向愷忍不住說:「大家好像都忘了,央行不是營利事業,它是一個享有獨占優勢的公營事業,更是一個政策機關。」

獨占優勢,就是「能夠決定價格」的優勢。林向愷認為,就像台電能夠決定電價、中油能夠決定油價,央行在某些領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定價能力,要不要賺錢、能不能賺錢,就看這些事業的經營者能不能動用他的定價能力,敢不敢調價,讓全體國民用更高的價格買單。

「所以有人說,公營事業的獲利,其實形同對人民課稅!」林向愷說,台電、中油即使面臨虧損壓力、即使擁有調整價格的能力,但它不能也不敢為了創造獲利而調高價格,「油電價格一漲,人民的感受很直接。」他接著說:「央行調價,雖然民眾的直接感受不強,但卻會造成溫水煮青蛙一般的長期衝擊。」

央行如何增加收入?/盡可能累積外匯存底 增加利息收入

分析一九九三年以來中油、台電、央行等三大公營事業的歷年盈餘及繳庫金額,一開始,三大事業表現相當,但在彭淮南就任央行總裁的一九九八年之後,央行獲利狀況一飛沖天,快速拉開與中油、台電的差距

而在林向愷的解讀中,中央銀行十餘年來「超級營利事業化」的獲利表現,其實正是台灣目前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

關鍵,就在於「價格決定」。

台電的產品是「電」、中油的產品是「油」,中央銀行的「產品」,則是「新台幣」。這個具有獨占地位的公營事業,某種程度,也具有決定新台幣價格的能力。而所謂新台幣的「價格」,對內,是利率;對外,是匯率

翻開中央銀行的損益表,曾經擔任央行副總裁的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開始拆解央行的獲利模式。

「很明顯,中央銀行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利息收入』,這部分主要來自外匯存底投資國外資產的收益。影響收益的關鍵,包括外匯存底的總量,以及國外資產的收益率,而收益率又與國外利率的高低息息相關。」

據央行一○年損益表,「利息收入」達到四二八六億元,大約是總收入四六五七億元的九二%。

央行如何減少支出?
壓低利率、阻升新台幣匯率

在支出部分,過去主要是『利息費用』,其中多數來自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息支出,這是央行利用定存單從市場收回資金所須支付的成本。」許嘉棟解釋,影響利息費用的主因有二,首先是發行定存單的總量,總量愈高,從市場收回的資金愈多,必須支付的利息費用也就愈高;其次是定存單的利率,利率愈高,費用愈貴。

以○八年的財報來看,央行「利息費用」的金額達到一五○五億元,接近當年支出總額的九成比重。不過,這兩年央行主要的支出項目有所改變,從利息費用變成了「各項提存」。

「各項提存」多半是為「匯兌損失」預作準備,當預期新台幣升值,外匯存底恐出現匯兌損失,就會增加「各項提存」,對央行整體獲利造成扣分。一○年,新台幣升值壓力升高,這一年央行「各項提存」的金額達到一六二九億元,較○九年劇增一.四倍,並佔全年總支出的六七%。

「所以,影響央行獲利的因素主要有五個。」外匯存底總量、國外利率環境、定存單總量、定存單利率、新台幣匯率。這其中,除了國外利率無法控制之外,其他四項,央行都有一定程度的控制能力。

央行是穩固「金雞母」?
長期高獲利 將造成低利率與資金浮濫

當我們拆解了中央銀行的獲利來源,也就不難想像央行創造盈餘的管道。「如果,我是說『如果』,央行真的是以創造盈餘為營業目標,他們多半就會這樣做,……」接著,許嘉棟緩緩說出了央行創造盈餘的四個條件:「外匯存底要更多、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定存單的利率不能高,並且,阻升新台幣匯率。」

分析央行賺錢四條件的影響,若要累積更多外匯存底,就必須在市場放出更多新台幣來買外匯;定存單的發行總量不能多,意味央行從市場收回資金的態度相對消極;市場資金多,央行發行定存單的利率就能「狀似合理」地維持在偏低水準,而偏低的定存單利率又會直接壓抑市場利率。至於央行若要阻升匯率,則必須更積極地在市場釋出新台幣。

於是,如果央行在過去十餘年間超強的獲利表現,是來自於「善用本身的獨佔優勢與定價能力」,其結果就是台灣的貨幣環境逐漸「異常」,走入長期低利率、低匯率的環境,並且,資金浮濫。

關於央行是否真以獲利為目的而扭曲了正常的貨幣環境,學者之間頗有爭論,某些聲音直指彭淮南「過度看重繳庫任務」;但另有一派認為,央行的賺錢能力,其實是台灣金融環境的特殊性所造就。

「長期以來,台灣的利率一向都比美國低,最特別的是,一旦發生金融風暴或經濟危機,資金往往都會大幅度回流台灣,這和多數的新興國家有所不同。」一位學者指出,央行其實沒有刻意壓低匯率,而是台灣與國外主要市場之間,本來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差空間,「因為『先天存在利差』,所以央行自然能夠賺錢。」

央行賺錢 卻衝擊經濟民生
衝擊一:該升息而未升 讓民眾存款縮水

如同許嘉棟的分析,當外匯存底總量增大,央行的賺錢速度就能快速提升,「靠著自然存在的利差空間,早期,央行外匯存底的報酬率曾經高達六%以上,讓外匯存底總量迅速增加,這也是你今天看到央行賺錢速度驚人的原因。」此外,這位學者也強調:「如果不是發行定存單要付給銀行利息,央行能賺到的其實會更多,而台灣的利率,也會更低。」

許嘉棟發言謹慎,不願在兩派說法之間做出評論,但他回歸制度面的探討,「總之,國庫千萬不能把中央銀行當『金雞母』,否則在外匯及貨幣政策上,必然會留下許多後遺症。」

「記得是在十年前,我剛剛進入銀行擔任理財專員,學到的第一句銷售商品話術,就是『現在定存利率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一位資深理專如此表示。
她說,十年來,銷售的商品變來變去,但這句話術沒有變過。「直到現在,我還是這麼告訴新進理專:定存利率那麼低,錢放在銀行多划不來。」

當央行以獲利為目的,首當其衝的,就是國內利率異常走低,甚至逐漸走入「定存利率不敵物價上漲」的實質負利率環境。

一九九七年以前,國內實質利率水準維持穩定表現,與新加坡、韓國相去不遠;然而就在中央銀行開始拉高獲利幅度的九八年以後,台灣的實質利率多半落居三國之末,在近五年期間,有多達二十七個月出現實質「負」利率,比重接近半數,銀行定存孳息的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

「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利率,雖然創造了漂亮盈餘,但台灣人的荷包,每年卻因為利率走低而損失更多。」一位財金系教授提出他的試算。

他以主計處在○五至○九年間國富調查所揭露的「家庭現金及活存」為基礎,並且比較這五年時間,台灣實質利率與星、韓兩國實質利率平均數的差距,這個差距,代表台灣利率低於鄰近國家的程度,「它有點像是央行『該升息而未升息』的幅度,也代表台灣人把錢放在銀行『少賺到的』利息空間。」

計算開始,當這位教授把每年台灣家庭的現金及活存金額,乘上每年「該升息而未升息」的空間,五年下來,答案揭曉:「台灣人總共少賺了一.三七兆元,而在這五年間,央行總共繳給政府○.九五兆元。划算嗎?」

衝擊二:台幣匯率不升 對外購買力大減

這位教授強調,這樣的算法當然略嫌粗糙,但已能在一定程度之內表現「央行賺錢、全民買單」的事實,「這還不包括『央行為了賺錢壓低匯率』的帳,新台幣匯率該升值而未升值,會造成對外購買力更大的實質損失。」

他繼續試算,自央行加速賺錢的九九年初至今,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已下跌二二%,同期間,國際清算銀行(BIS)列入計算的六十一種貨幣匯率平均上漲八%,「在六十一種貨幣裡,新台幣只比阿根廷和香港強。」

就用這二二%的下跌幅度來「算帳」,「九九年底,台灣的國富淨額扣除海外資產部分有八十二兆元,實質匯率十二年下跌二二%,也就代表台灣十二年來少了十八兆元的實質財富。」這十二年,央行繳庫總額是一.八兆元。貢獻國庫一.八兆元,但台灣實質財富卻少了十八兆元,值得深思。

衝擊三:存放款利差低 金融業獲利困難

除了人民荷包的損失,央行為了賺錢而造成長期低利率的另一個衝擊,是金融業走入困境。

在低利率、市場資金浮濫的環境中,金融業的生存關鍵──存放款利差,自○二年以後快速走低,○七年以後,始終沒有回到業界普遍認知的「合理低標」二%水準,以過去三年的平均水準來看,存放款利差僅約一.五%。

存放款利差形同金融業者對外放款的「毛利率空間」,利差水準比合理情況低○.五%,就代表金融業的毛利率將異常減少○.五%,以一○年底本國銀行放款餘額總計將近十八兆元計算,因為異常偏低的存放款利差,一年大約少賺了九千億元,這個金額,是央行當年繳庫金額一千八百億元的五倍。犧牲了金融業的生存空間,這樣合理嗎?

衝擊四:賺不到利息 全民競逐高風險資產

利息偏低,等不到定存孳息的台灣民眾,被迫尋找更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管道;賺不到存放款利差的金融業者,為了賺錢,被迫銷售更多高風險的投資商品。於是,央行的賺錢腦袋,也間接把台灣民眾導入了高財務風險的境地之中。

而激化這股「全民追逐高風險資產風氣」的另一個因素,又與央行的賺錢腦袋脫不了干係。壓低利率、釋出新台幣,加上收回市場資金消極,造成資金浮濫與長期低利,而這樣的環境,正是炒作房地產的最佳溫床,因此,台灣房價高漲,人民買不起房子,央行有也一定的責任。

至於匯率長期偏低的另一層影響,則是扼殺內需產業。對映數據,自九九年央行獲利快速拉升開始,新台幣實質有效匯率也幾乎自此一路下滑,與此同時,以同樣速度向下沉淪的,是內需經濟重要指標「民間消費」的成長率。在學者眼中,這不是巧合,匯率貶值與內需不振,有著一定程度的因果關係。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安德森商學院教授許仲翔日前撰文:《我們究竟出口了什麼?》文中表示,以廉價匯率政策刺激出口,實際上是以偏低的價格將本國的生產要素賣給外國人,使得國內商品及服務資源供給減少。

衝擊五:匯率長期偏低 扼殺內需產業

貶值之所以有利出口業者,主要原因是業者能夠「降低商品售價」,靠著「比別人便宜」的優勢殺價搶單;但反過來想,當國內資源不斷用於生產「要和其他國家比便宜」的廉價出口商品,等於是一種資源浪費。原本這些資源可以用於生產符合國內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藉此提振民間消費與投資,也就是,原本這些資源可以投入內需產業、提振內需經濟。

「藉由匯率政策的調整,以及均衡外銷與內需產業的經濟發展政策,才能使台灣經濟更加穩健地成長。」這是許仲翔文章的結論。亦有不少學者認為,政府應該把「減少淨出口占GDP(國內生產毛額)比重」列為正式政策目標,一方面為了產業結構均衡,另方面,也能減少央行為了阻升新台幣而不斷累積外匯存底的壓力。
說到「累積外匯存底」,這個「央行賺錢」的第一條件,同樣會對每個人的財富造成影響。

外匯存底屬於全民資產,央行用力地累積外匯存底,形同是「用力地把台灣人賺到的錢存在國外」,目前台灣外匯存底總額將近三千九百億美元,以全台兩千三百萬人口計算,平均每人外匯存底大約是一萬七千美元,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國人約有價值台幣五十一萬元的外幣資產。

衝擊六:台幣續貶 全民身陷外匯風險

五十一萬元,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某種程度上,央行像是把台灣人一整年的可支配所得放在海外,承受外幣的匯率、利率風險,以及外幣資產的信用風險、價格波動,無形中台灣財富的風險也相對升高。

一位學者想得更遠、卻也想得實際,「當外匯存底攀升到這種程度,央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也就像被綁架了,逐漸喪失自主性。」他舉例,如果央行外匯存底以美元資產為主,當美元貶值、美元利率走弱,央行為了遮掩資產損失,就會同步讓新台幣匯率貶值、利率下跌,「這樣一來,表面上,台灣人的錢好像就沒有受到外匯風險的影響,當然,台灣人的真實財富,其實又再次承受雙率異常偏低的傷害。」

從銀行存款的利息損失、對外購買力的減少、金融業的獲利減損、內需產業的乏力,到個人理財的困境、全民財富的風險,在央行十年如一日的亮麗繳庫成績底下,央行的賺錢腦袋,早已鋪天蓋地衝擊著台灣的經濟與民生。

如果央行盈餘真如林向愷所說,像是一種「稅」,那麼這樣的稅負太過沉重,它換來每年一千八百億元的政府財源,卻讓全民與產業付出了遠遠不合比例的昂貴代價。

「但與其說這是彭總裁的問題,更多的,恐怕是制度問題。」一位曾任央行理事的學者指出,「說到底,彭總裁只是非常認真地貫徹了長官交代的任務啊!」

行政院與立法院該換腦袋
考核央行績效 應只看「報酬率」 不看金額

根據《中央銀行法》第一條:「中央銀行為國家銀行,隸屬行政院。」也就是,央行的頂頭上司是行政院;另方面,央行預算受立法院監督,某種程度上,立法院像是「央行有限公司」的董事會。

然而,無論是頂頭上司行政院,或者是「董事會」立法院,至今,不但未對央行異常的獲利表現提出關心,反而,態度似乎更貼近於「鼓勵央行創造更多獲利」。

在行政院研考會每年所進行的《國營事業年度工作考成報告》中,連續四年,央行的「優點評語」第一條都一樣:「獲利績效良好,對增裕國庫貢獻良多。」顯然,央行每年固定創造高額的繳庫金額,深受「長官」肯定。

至於立法院,同樣是在一一年十一月二日的預算審查會議中,也有立委提出這樣的書面質詢意見:「央行設定偏低的盈餘目標,並不合理,是否應增列預算盈餘,以提升營運績效?」

「行政院與立法院錯置了中央銀行的角色,才是問題的根源。」這位學者擔心,在全球普遍以低利率刺激需求的未來環境下,「如果行政院、立法院與彭淮南還是堅持要讓央行賺錢繳庫,台灣的利率是不是要殺到更低?如果全球走入匯率競貶的趨勢,央行為了賺錢,是不是要讓新台幣匯率跌得更凶?」種種為了賺錢所造成的後遺症,會不會更加惡化?

「當務之急,是換腦袋!」學者指出,「首先,無論是行政院或立法院,都不該讓央行肩負盈餘目標、繳庫目標。」許嘉棟建議,無論行政院或立法院,在考核監督央行營運績效時,只要關心外匯存底的「操作報酬率」即可,不要把獲利或繳庫的「金額」列為考核監督的重點。「只要不在意金額,央行自然就沒有累積外匯存底、減少資金回收、壓低利率的必要。」

重新回到十一月二日的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如果站在台上的不是彭淮南,而是十餘年來為央行獲利付出沉重代價的升斗小民,或許,問答會是這樣的:

立委:「一個國家的歲入,有一○%以上仰賴中央銀行,這是一個問題?」

小民:「是的,而且我們的國庫長期仰賴央行,這是超級嚴重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我們的政府、立委們,每年不也都為央行賺錢拍手叫好嗎?」

一個超級會賺錢的央行,對照荷包愈來愈瘦的小民,這就是台灣現狀,令人憂心的現狀!

【全文請見今週刊78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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