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 中國「製造」?

撰文者:陳泳翰╱商業周刊 第1213期

在全球化分工下,遙遠的中國竟左右了埃及人的命運!超低成本,讓北非、中東國家就業機會流失,糧價又攀高,終於成為壓垮專制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

十八天的抗爭過後,執政三十年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被迫演出「出埃及記」,正式下台。關於這場革命的緣起,有人說是民心思變,有人說是社交媒體推波助瀾,但中東問題專家——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卻說,埃及和近期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危機其實禍起中國,道理何在?

失業問題嚴重!其中九成低於三十歲

集結在開羅解放廣場上的示威群眾,許多是飽受失業問題所苦的年輕人。據統計,埃及九○%的失業者,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即使領有大學文憑者亦然。 造成失業問題的一個主因,是來自中國以及新興亞洲國家大幅提升的競爭力,讓改革動作不夠快的中東國家,承受巨大壓力。

佛里曼舉例,如今埃及人過傳統的齋月節時,手提的燈籠,許多是中國製造,「這些燈籠裡頭裝了微型晶片,可以演奏埃及民謠,價格也很便宜。埃及的工資已經很低了,中國製品卻能把成本壓得更低更具吸引力,你就不難明白埃及的競爭力已經出了問題。」

從前,像是燈籠製作之類的傳統手工業,胃納了許多埃及本地的就業機會,但在全球化時代,面對中國製造品的無情競爭,這些傳統作坊只得逐步退讓。

今天的中國,僅次於美國,已是埃及第二大進口來源地。 統治方式過時!

一六%人口仰賴補貼過活

佛里曼也觀察到,以往支持北非、中東地區保持長期穩定的因素——如石油、以阿對抗、專制統治等已產生變化。年輕人口激增、中國等亞洲新興國家崛起,讓過往的統治方式顯得過時。更麻煩的是,全球對肉食、小麥、糖等商品需求大增,推升糧油價格,腐蝕了當地政權的立命基礎。

打從一九五二年的革命開始,埃及在中東地區建立了一套政治模型:由軍事強人領導的專制政體。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指出,這套模型「鼓舞了從阿爾及利亞到伊拉克、葉門等鄰近政權的效尤。」

早穆巴拉克一步下台的突尼西亞前總統班.阿里(Ben Ali),在位二十三年,正是這類軍事強人的代表。

這些統治者都深諳一個道理,維繫政權穩定,首要餵飽每個民眾的肚子。因此對糧油等生活必需品,長期進行價格補貼。

以埃及為例,每個由政府補貼的麵包,只賣一美分,沒有補貼者,每個賣五美分。對高達四○%仍生活在每日兩美元貧窮線以下的埃及民眾來說,寧可排上數小時的隊,也要買政府補貼的便宜麵包。此次革命前夕,一位最後無法拿到政府補貼的開羅麵包店店主,就在國會前自焚表達抗議。

埃及政府一九七七年曾試圖取消麵包價格補貼,結果引發暴動,造成七十多人喪生,從此更不敢輕言放棄價格補貼。如今仍有一千四百萬埃及人,必須倚賴補貼的麵包過活,約占埃及總人口的一六%。

價格補貼在過去或許行得通,但全球化的今天,糧食等原物料波動加劇,已造成埃及財政嚴重的負擔。國際貨幣基金(IMF)去年年中估算,埃及在二○○九、二○一○財政年度,光花在糧食和能源上的補貼,已占GDP(國內生產毛額)六‧二%。

這數字無疑只會更惡化,去年俄羅斯、澳洲、巴基斯坦等主要小麥產地相繼受嚴重天災衝擊,光是俄羅斯對小麥出口設下的禁令,就讓身為全球最大小麥進口國的埃及,最多要花七億美元的預算支出,以吸收調漲的成本。

更壞的消息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糧食需求也在急遽加溫。中國北方數月以來旱情頻仍,再不下雨的話,冬小麥的收成將大受影響。一旦中國小麥無法自給自足,勢必要到國際市場尋求解套。

比起埃及等阿拉伯國家,這些國家有更為健全的經濟做後盾,在國際市場上議價能力更強,這都將使得埃及等國的糧食補貼政策,越來越難以為繼,為阿拉伯世界的未來再埋下一顆未爆彈。

《亞洲時報》(Asia Times)專欄作家高德曼(David Goldman)評論道:「阿拉伯世界面對的威脅,既非美國也非以色列,而是來自中國。」他建議埃及人「祈禱中國趕快下雨吧!」

如今,先進國家之所以尚能自外於糧價上漲的衝擊,網路雜誌《Slate》專文分析,是因為這些國家消費者最終買到手的食品,價格中除了原料外,還包含了包裝、廣告、加工等費用,這些都可以吸收掉一部分原料價格增加的成本。然而埃及民眾食用的廉價麵包,缺乏這幾層緩衝,原料價格上揚帶給民生的衝擊就更直接。

教育品質低劣!迄今有三成民眾不識字

回過頭看,發生在埃及等地的問題,是一個雞生蛋、蛋又生雞的惡性循環:政府花越多錢補貼糧價,也就等於排擠掉更多足以提升國家長遠競爭力的預算──譬如教育。

無法得到妥善知識技能的國家,若非天然資源富國,在全球化世界裡,又只會日益沉淪,坐看工作機會被中國、印度搶走,最終政府反倒要花更高的成本,以養活國內增加的失業人口。

埃及迄今,仍有近三成的民眾不識字。許多鄰近出問題的阿拉伯國家也好不到哪裡去。

埃及知名的異議分子、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艾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抨擊,包括埃及在內,阿拉伯國家在教育上是失敗的,因為專制政府希望人民「別去思考,也別行動,」即使讓民眾上學,傳授的也是「品質低劣的教育。」國際貨幣基金中東部主任艾哈邁德(Masood Ahmed)也對媒體悲觀的表示,當地「許多人只是徒有學歷,卻缺乏適應(當代社會)的工作技能。」 除非全球化的浪潮就此停歇,否則,輕忽教育和基礎建設,只希望靠補貼後的低廉糧、油價格粉飾太平,挖東牆補西牆,最終苦果仍然是自作自受。

埃及民眾每月要將收入的四○%花在食物上,相較之下,巴西和中國只有一七%和二○%。誰更有能力投資下一代,不言可喻。

不幸的是,即便革命的浪潮已在北非、中東地區延燒開來,當地統治者的思維仍無法更新,企圖繼續用補貼收買民心: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宣布為每位軍人和公務員每月加薪三十美元,還要加碼送出新的食品和汽油津貼;阿爾及利亞也於一月宣布,將連續補貼糖價和油價八個月;最大方的該屬科威特政府,決定所有公民一人發放三千五百美元和一年份的免費食物。

衡諸埃及經驗,再多的補貼措施都只能短期治標,卻不是長期治本之道。科威特有豐富的石油礦藏,還有老本可以慢慢啃,盡可以大剌剌撒錢。但像約旦這樣雖然身處中東,卻缺水缺油的國家來說,打腫臉充胖子可不是好事。約旦當下為食物和能源所付出的補貼,已高達財政預算的一○%,在原物料價格持續推升的未來,遲早會捅出大樓子。

要在全球化的國際分工體系裡生存下去,埃及遭遇的問題,不只北非、中東要面對,台灣或許也得面對類似的問題。遠在天邊的埃及動亂,不管是不是「中國製造」,對台灣來說,都有不少值得借鏡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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