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我要加薪!

文/林瑩秋

民國一百年也是ECFA元年,「錢」景看好,政府定調是台灣的消費年、加薪年,但ECFA能保證讓全台企業主都賺錢?也能讓辛苦多年的受雇者都因此加薪?「十八趴」復辟、軍教免稅繼續實施,而若公務員又加薪,效能又沒變好,財政缺口擴大下,承擔的還是一般受薪階級,民怨肯定會更高。其實只要能縮小貧富差距、消除相對被剝奪感、做對產業政策、減少財政赤字,政府也算是幫全民加了薪。

王大明(化名),六十九年次,政治大學經濟系、經濟所畢業,很多同學在金融界工作。他大學畢業那一年,同學到銀行當櫃員,月薪近四萬元;兩年後,他研究所畢業,銀行櫃員起薪不增反減為二萬六,而且人力縮減,工作量增加,一忙起來,連上廁所、吃飯時間都沒有。

他只能嘆自己「生不逢時」,先趕上大學家數、研究生人數「爆天量」的開放年代,再遇上科技泡沬、SARS後的經濟不景氣,之後又有金融機構整併風潮,「金」飯碗愈來愈難端,「大學生滿街跑,很多都找不到工作,研究所畢業生又向下去搶大學畢業生的工作,」王大明說,比起兩年前直接進職場的同學,念研究所的不僅書白念了,而且起薪差人一大截。

低薪問題有多嚴重? 年輕人面臨低起薪、薪資凍漲

王大明的父母親都在傳統產業討生活,對台灣經濟奇蹟做出實質貢獻。一九七○年代,王媽媽從苗栗鄉下北上工作,進入板橋遠東紡織當作業員,每個月薪水兩萬多元,景氣好時,多加一點班就有三萬元,「那個年代,只要我們肯做,不愁沒有錢可以賺,」王媽媽說。

結婚後,兩個孩子接續報到,王媽媽只好辭掉工作,邊在家照顧孩子,邊買一台縫紉機「論件計酬」做外銷成衣廠的下線,一個月有兩萬多元收入。

王媽媽一路在紡織業從少女時代做到老,薪水始終落在兩、三萬元之間。近十年來,她待的成衣代工廠老闆接案愈來愈不穩定,紡織業自動化減少人工、工廠外移,工作機會、利潤都變少,現在她們都做內銷市場,成品多半進了五分埔,去和韓國貨低價競爭,殺價殺到血淋淋。

而她的老東家遠紡,這幾年陸續把工廠往宜蘭、新竹等鄉下搬,留在板橋的,幾乎不做本業,只做土地開發,「轉型」加入營建業行列,一起拉抬新板特區的房地產價格。

王爸爸也在一家上市櫃貨運公司待了二十多年,台灣景氣好不好,貨運業最知道。近十年來,產業出走嚴重,台灣接單、中國生產出貨,貨運量下滑。公司引進外商績效管理制度,王爸爸年資不斷累積,但「只升官,不加薪」,近六、七年來薪水停格在五萬多,同一職級以前薪水比現在高,真是愈活愈回去了。這也印證了主計處的統計:近十年來運輸及倉儲業平均薪資成長不到五%,扣除物價因素,不增反減。

留在台灣沒有希望? 產業外移,想加薪只能「出走」

雖然薪資成長減緩已成全球趨勢,但台灣的情況比歐美國家更嚴重。近十年來台灣產業外移、薪水不漲,有能力的人只好選擇出走,為自己加薪。

五十九年次的李先生,是台大數學系資優生,任職於國內某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因公司拓展中國市場的需要,他在○四年被派到上海。上海公司有三分之一是外國人,三分之一是香港人,所有公文和收發信件全部用英文,讓他花了一段時間才適應。但他擁有五張專業證照,也因表現優異,幾乎每半年調薪一次,一年加薪多達兩、三成,六年下來,他的薪水以「複利」計算成長三倍多,對比其他留在台灣的同事薪水只有微幅成長,他付出離鄉背井的代價,換來快速與國際接軌、為自己巨幅加薪的職場競爭力。

李先生觀察,有不少和他一樣登陸的同事,因為擔任台商企業客戶的主查會計師,後來乾脆就跳糟到這些電子、食品台商企業,出任中國會計主管、大中華區主管,會計同業也看好他們的中國經驗高薪挖角,「錢」景大好;但留在台灣的同事,則少了向上向外跳槽的機會。此外,他在中國的台資銀行客戶,聘用當地有三年經驗的銀行員,年薪是人民幣四十萬元,約當台幣兩百萬元;而同樣條件的金融業人員在台灣年薪卻不到百萬元。

李先生最近剛參加了大學同學會,班上同學四十多人,有三分之一走學術理論路線,教數學、資訊、經濟,其中一半分散在世界各國;其他三分之二走精算路線,進入證券、保險、銀行業,或成為補教界名師、高中數學老師。以他們這一班過去十年為例,已是極少數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一群人,但能出國發展、為自己加薪的也只有「個位數」,遑論其他千千萬萬像植物一樣根著土地、離不開台灣的人,老闆不加薪,大家也沒有其他更好選擇,只能接受。

公務員加薪能帶動經濟? 負債全民埋單,上班族負擔最重

政府滿懷信心宣示民國一百年是消費年、加薪年,對無法離開台灣出去工作、十年薪水不漲的人來說,有如久旱逢甘霖。但把加薪當政令口號也是怪,因為政府除了帶頭給公務員加薪,把最低基本工資上調六百元之外,沒法強迫企業老闆跟進。而且光靠公務員加薪的消費動能,可以創造出多大經濟效益,連經濟學家們都算不清楚。

此外,若政府舉債為公務員加薪,民間企業加薪卻不如預期,政府新增負債又由全民承擔,尤以一般受薪階級負擔最重,軍教免稅還未取消、一八%優惠存款又死灰復燃,那公務員消費帶動經濟的正面效益還來不及發酵,恐將再讓民間的感受更差。參與民進黨「十年政綱」研究規畫的副祕書長劉建忻指出,「政府不該把政策責任轉嫁給民間企業主,而且光用道德勸說就能實現加薪?政府一開始把人民的期待值拉太高,期待落空後,人民的反彈情緒和相對被剝奪感會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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